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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德文:還是川端康成和三島由紀夫難對付

三島戲劇,川端小說,漱石日記,三大隨筆,謠曲……都在我的翻譯計劃中。倘如天假以年,大體需要七八年之久

語言和文化水平的高低,代表一個人的精神本質,標示著個體生命的價值。一兩篇短文或三五分鐘發言,足以衡量一個人的語言文化水平。寫作講究觀點獨特新銳,說話講究有無真知灼見

2007年,陳德文到訪島崎藤村舊游之地懷古園,長野縣小諸市

陳德文 字樂水,1940年生于江蘇邳縣。南京大學教授,日本文學翻譯家,書齋名苦居齋。翻譯日本文學名著多種,涉及古今物語、小說、詩歌、俳諧、散文、隨筆、戲劇等各領域。著有學術專論《日本現代文學史》、《島崎藤村研究》,散文隨筆集《我在櫻花之國》《花吹雪》《櫻花雪月》《島國走筆》、抒情散文集《鴿雨雁霜》 ;中日文士漫憶錄《飛煙集》等。2020年,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推出7卷本“陳德文譯文選”

給陳德文先生發郵件那幾天,日本的疫情開始嚴重起來,他所在之地,超市仍然熙熙攘攘。人到老年,身體衰弱,免不了常跑醫院。他一生受腰病折磨,但精神狀態尚佳,讀寫亦無大礙。尤其對寫作與翻譯,總是修訂再三,一絲不茍。第一次的郵件往復就一連發了三稿。

陳德文每天早晨5時起床,中午小睡一小時,晚上11時就寢。平日除去做做家務、陪夫人去超市購物外,大部分時間都伏案讀寫。

為勵志,他的書房取名苦居齋。 

苦居齋起初只是床頭枕畔一小塊空地,直至中年參加工作,有了獨立住房(以前都是合戶居住)之后,才有一方寫作空間。即便如今的住所,苦居齋也只是一間“四疊半”(四張半鋪席大的面積),一張女兒用過父親用的幾乎當垃圾扔掉的舊書桌。不是為儉省,而是因為這里很難弄到一張稍大的書桌,家具店只有學生使用的小桌。還是兩年前剛搬家的模樣兒,舊書、譯稿、雜志等,狼藉一室,無暇收拾整理。

在苦居齋,陳德文與“偉大與平凡和諧統一”的東山魁夷,“簡素、淡泊、沉靜、悲情”的島崎藤村,“晃動于人生兩極而不肯安住于中間的靈魂”三島由紀夫,帶著纖細韻味的詩意的川端康成,以及唯美派文學的代表谷崎潤一郎等文人們共居一處。

與他們的結緣,來自大學時陰差陽錯選定的專業。1960年,陳德文考上北大,從蘇北縣城北上求學。家鄉解放前貧窮,孩子從小跟著大人干活,上學讀書已屬幸運。對他來說,上學的目的談不上光宗耀祖,更實際是走出家鄉,改變自我。當他滿懷憧憬走進燕園時,根據國家需要,被臨時調整到東語系學外語。

大學畢業后,他被分配到中央機關外貿部,最初五年,輾轉北京、上海、廣州,投身于日語口譯。尤其是1965年夏季的首屆中日青年大聯歡和一年春秋兩屆的廣交會,使得陳德文日語口語水平大大提高,繁忙之中,竟一時忘記了腰腿疼。

廣交會上,他為大會翻譯演出節目單,親自到廣州新華印刷廠,同工人一起鑄造日文字母,學習檢字、排字;幫助北京芭蕾舞團《紅色娘子軍》劇組打幻燈字幕,烤紅了腕子;陪同上海芭蕾舞團《白毛女》劇組,一起訪問廣州某高校,和演員們同臺演出。

70年代末,外國文學迎來黃金期,從此,他開始積極投身文學翻譯。改革開放之后調到南京,此時年近四十,“年齡也是最適合搞文學筆譯的時候。”

因長期用筆,陳德文的中指磨成肉疙瘩,一度不能舉箸。“后來惡補拼音,改為電腦。根本不懂指法,十根指頭在鍵盤上亂戳亂點,如牛馬搶槽,雞啄碎米。一天也能敲出一兩千字。”

無論是閱讀還是翻譯,無論是中國文人還是日本作家,陳德文先生鐘情于散文,也十分認同作家劉白羽所言,日本散文的成就遠在日本小說以上。散文所體現的“文學文化的美感,來自于社會生活的美感,來自于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審美意識”。 

幾次短暫訪日之后,1998年4月初,陳德文正式應邀赴愛知文教大學擔當專任教授,教授日語、古典漢語和文學翻譯,一轉眼已經二十余年,他形容這段經歷“平靜而有序,平淡而有益,平凡而有趣”。教學與研究之暇,翻譯了眾多名家名作,走訪了文人故居,接觸了各階層人物。

他的居所因防震防火翻修多次,鄰居上樓下樓,日日互為鄰,年年不相識。偶爾在一年將盡的時候才想起某位朋友,寫張賀年片問候一下。名為聯絡,實為探詢生死。周圍的人來來去去,“只有我按兵不動。窗外的櫻樹枯萎了,崖邊的柳樹鋸掉了,只留一棵美國送的花水木(hanamizuki),特意圈在磚砌的花壇中,加以保護,但它就是不爭氣,長了好幾年,還像一株小樹苗。樓梯爬不動了,中途要歇一歇。榻榻米綠變黃,黃變黑,黑變破。碰巧,APITA購物積點兒,抽獎抽到一枚地毯,正好搪在幾個破洞上,一鋪又是好幾年。說來說去,無非就是老了。”

他喜歡俳句,剛到愛知縣時,寫過一首漢俳:晨起掃鋪席/唯見白發粘腳皮/人生一俳句。

說到底,翻譯并非他的選擇,也非他的職業,他常常引用畫家東山魁夷的說法——人都是被動地生活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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